魏晋以后,以儒家孔孟之道为核心,吸收了很多佛家道家思想,形成了内容极其庞杂的唯心主义理学。儒生们继承了孔孟的天命思想,宣扬“神妙万物”,就是说只有神才能使万物变化,所以人们只能听天由命,即所谓“求之者,人也;得之与否,天也”,实际就是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的“天命论”思想。
另一方面,唐末农民起义,打垮了唐王朝世家豪族势力,并有力地批判了孔孟的“天命论”。促进了宋代前期的农业、手工业、科学技术的进步。处在这个时代的针灸学家王惟一,受法家思想的影响,在医疗实践中勇于革新,不泥于古,注意总结经验,并且有所创新。
在夏竦为他所著的《铜人瑜穴针灸图经》作的序言中说:“若越人起死,华佗愈璧,王纂驱邪,秋夫疗鬼,非有神哉,皆此法也。”就是说秦越人起死回生,华佗、王纂、秋夫等医生所以能治好病,不是因为有什么神,而是因为针灸疗法所起的作用。这些话虽然是夏竦说的,但他是为王惟一的著作写序言,故也反映了王惟一坚信针灸之法的治疗作用,而不相信鬼神主宰生命的“天命论”思想。当时,针灸书籍和图谱错误的地方很多,医生按书依图治病,使病家受害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,王惟一重视实践,不尊经泥古,以大胆革新的法家精神,集古代各种针灸专书,结合人民群众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,进行综合分析,去掉错误的地方,写成《铜人瑜穴针灸图经》,从而校正了经络的走行,明确了瑜穴的位置及主治作用,为集宋代以前针灸之大成，使针灸学术趋于统一,对针灸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为了便于教学,在教具方面他也进行了创造和革新,于北宋天圣五年铸成两座相当于成年人大小的针灸铜人模型,作为医学生的学习和考核之用。据周密《齐东野语冲所载:“昔悴襄州日;尝获试针铜人,全象以精铜为之,腑胜无一不具,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。凡背面二器相合,则浑然全身,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,其法外涂黄蜡,中实以水,俾医工以分析寸,按穴试针,中穴则针入而水出,稍差则针不可入矣。”由于立体教具的创造,比起平面的针灸图谱有很大的优越性,既便利教学也有利于经络腧穴的统一,从而推动了针灸学术的发展。
王惟一为了进一步推广普及针灸学术,曾把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的全文,刻了两座二丈多宽、六尺多高的石碑,树于当时的首都作梁(开封),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,使针灸技术在民间广为流传,直接起到了宣传科学技术、打击巫神、保护人民健康的作用。总之,王惟一在封建社会中,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的医学家,敢于革前人之谬误,重视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,首创针灸铜人教具,著述《铜人输穴针灸图经》,对于统一、发展、普及针灸学术,作出了贡献,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从事针灸研究工作人员还有其一定参考价值。
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,他难免还受些儒家思想的影响,例如他在著作中引用“黄帝问日,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,以应一岁”等说法,还含有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影响。因此我们对待王惟一的针灸著作应给以批判的吸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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